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陸地面積約為960萬平方公里，而寧夏的總面積則是6.64萬平方公里，只占了個零頭。難怪許多外地人不知道寧夏在哪里，還以為寧夏是甘肅省管轄的一個地方呢。
　　
　　然而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就在寧夏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今靈武市水洞溝遺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遺址和遺物表明，寧夏就是中華民族遠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那時,一群遠古人已經踏上了這個不起眼的西北邊陲，他們追逐豐美的水草，捕獵野驢野馬和羚羊，開始了刀耕火種的人間滄桑。考古學家推斷，這些遠古人類正是從遙遠的西伯利亞遷徙而來，最后落腳在銀川市東南30公里的水洞溝這個地方定居下來。這便是歷史文明中寧夏最初的雛形。自1923年水洞溝遺址被發現以來，1959、1963、和1980年又先后對水洞溝進行過多次調查與發掘，已經發現當時人類制造工具的材料和工具達數萬件之多。文化遺存之豐富，為我國其他舊石器時代遺址所少見。
　　
　　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寧夏全境及內蒙古河套、陜西、山西北部統稱為朔方，是戎狄部落游牧的地方。春秋時期，今固原地區為烏氏戎所居，鹽池為朐衍戎所居，這兩處古戎族交錯處還住有義渠戎。戰國時期，秦穆公出兵滅西戎，征服了今寧夏大部分地區，并開始設立行政建制義渠縣（今固原市東南）。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三十五年）建北地郡，是為寧夏地區行政設置之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自己就是秦人。那種“天蒼蒼，野茫茫”的草原生活離我們很遠，而黃土高原卻離我們很近，據說固原是秦人養馬的一個地方，與陜西連通。那時人口少得可憐，生態發展得很好，我所知道的彭陽縣古城子那時候叫“朝那”（讀作zhūnuò），我品嘗過“朝那雞”，特別好吃。就是現在，彭陽的朋友送給我們的生態雞（珍珠雞）下的雞蛋也很有營養，好吃。那里有個廢棄遺址叫“朝那湫”。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秦始皇登基后的第二年，這位權傾天下的皇帝想知道自己掌控的秦帝國疆域到底有多大，哪些國家和部落才是帝國安全的真正威脅，于是，他決定出巡全國。第一站就指向了帝國邊境最不安全的西北部。他帶領大臣沿著新修的馳道，向西進入六盤山地區。秦始皇見到了他出巡以來遇見的第一面大湖——朝那湫。波光粼粼的水面四周，卻不長草木，對這個奇特的現象，大臣上奏解釋說:“此乃異象，自古帝王在名山圣水前要祭祀，如此浩渺的水域在我朝邊境之地，不可不祭祀。”于是，秦始皇在這里進行了他登基以來的第一次祭水活動，秦始皇的朝那湫之祭，拉開了中國封建帝王祭水的序幕。在一年后的泰山封禪活動中，他將朝那湫列入四大名川之中。“朝那”是中國地理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名。從《史記》到《新唐書》史書中反復出現“朝那”稱其為“關中之屏和漢絲綢之路的咽喉”。寧夏固原挖出的銅鼎腹部的銘文被破譯，專家指出是“朝那”二字無疑!鼎乃立國之器，《左傳》記載:皇帝鑄三鼎，象征天地人;禹鑄九鼎，象征九州之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象征政權歸周。
　　
　　固原出現漢朝時期鑄造的第二十九只古鼎，指明了朝那的具體位置就在固原，而且也不難看出這個地方在當時具有怎樣重要的地位。從秦皇西巡到漢王朝鑄鼎，固原就像中國西北戰略版圖上一處插旗之地，兵家必爭。
　　
　　說完“朝那”再說“水洞溝”。這些無疑都是寧夏的歷史寶藏。可悲的是水洞溝遺址并不是中國人發現的，而是由外國傳教士發現的。20世紀20年代初期，寧夏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也開始有了外國傳教士的足跡。有一天，一個叫肖特的比利時傳教士，在水洞溝東邊5公里的橫山堡黃土層中發現了一個披毛犀的頭骨和一件石器。1923年他返回天津后，遇見了從法國來到中國考古的生物學家桑志華，于是就正式揭開了水洞溝考古的發掘序幕。有意思的是，這個名叫桑志華的法國人，在從甘肅進入寧夏考察途中，他的駝隊打出的一面紅、黃、藍三色旗子上，卻繡著“法國進士”“中國農林咨議”這些不倫不類的官銜，一路上受到當時北洋政府的幫助，寧夏更是給予這些來自京城的人以外國官員的高級別接待。可見當時的弱國在外交上是何等的奴顏卑膝！
　　
　　和桑志華一同參加水洞溝發現工作的還有一個法國學者，他就是被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稱贊為“既是科學家，同時又成了精神界巨人”的德日進——這位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研究并確定過北京猿人頭蓋骨、在中國有著“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奠基者和領路人”高度地位的上帝一樣的人。尤其當這兩個法國人在修整河套地區采集到的大量哺乳動物化石時，發現一枚幼童門齒化石（中國境內最早發現的人類化石），猶如一瓶汽油燃燒在他們從事考古的干柴上，他們斷定在這一帶還會有重大考古發現，于是他們將考古眼光鎖定在了寧夏水洞溝，讓這里披上神秘的國際背景外衣，為德日進贏得了很高贊譽。離開寧夏后，他一直沒有忘記水洞溝帶給過他的驚喜。
　　
　　直到1933年，水洞溝研究才被中國自己的科學家提到議事日程，裴文中先生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在這本書中，裴先生證實桑志華、德日進兩個人發現的地方，一個是水洞溝，另一個是水洞溝東邊百余里的色拉烏蘇河，于是他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這兩個中文名詞，蜚聲中外。從此寧夏水洞溝逐漸失去話語權，被學術界一度認定為內蒙古自治區境內的一個地方。
　　
　　1954年，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號召開展河套地區野外考察，又喚起人們對水洞溝遺址的注意。1960年中蘇組建生物考察隊對水洞溝遺址進行發掘，但由于后來兩國交惡，使這次考察因蘇聯專家撤走而擱淺。200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人類研究所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水洞溝又進行了正式發掘，使歷時將近一個世紀的水洞溝有了較為明確的結論，《水洞溝——1980年發掘報告》一書序言中才敢于有下列一段文字闡述：水洞溝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遺址。它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中不斷迸發出明亮火花的閃光點。從兩萬多年前獵人之間的往來，到現代東西方科學家的共同工作，都體現了這種東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
　　
　　3萬年前居住在這里的“寧夏人”，他們處于原始群居社會，但卻掌握了最先進的石器技藝，并且繁衍生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