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某高校大三學生張涵、王鑫、李燕沒想到，因為想兼職掙錢，最后鬧上了仲裁庭。
　　2023年4月，此3人陸續與武漢起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起飛傳媒”）簽約，成了該公司的主播。合同約定，雙方發生糾紛如果協商不成，將通過仲裁方式解決。直播一個多月后，3人索要保底薪酬時吃了閉門羹。感覺不對勁，她們向公司提出解約。雙方溝通未果，起飛傳媒向武漢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每人支付7萬元違約金、5000元律師費以及全部仲裁費用。歷經周折，今年7月，雙方達成和解。
　　這幾名大學生的遭遇并非個案。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大學生”“主播”為關鍵詞檢索到2023年公開的多份裁判文書，11份判決書中，原告是直播公司，被告是在校大學生或剛畢業的大學生。其中10份文書顯示，法院判定大學生需支付4000元到15萬元不等的違約金。
　　走進直播間想兼職的大學生，卻因合同糾紛被索要高額違約金，成了法庭上的被告或仲裁庭的當事人。保底費、簽約費中暗藏哪些玄機？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5000元保底費吸引大學生簽約
　　提起與起飛傳媒法定代表人李某溝通簽約時的情景，3人對當時李某開出的誘人薪資記憶猶新。
　　“前3個月，每個月5000元保底，另外還有5000元簽約費。除了保底收入，還有打賞提成。”張涵記得，李某當時說，“不管干成什么樣，5000元保底都能拿到”。
　　李某不認可這個說法。他告訴記者，自己不負責招聘主播。據他了解，公司與大學生是合作關系，公司要么提供簽約費，要么提供保底，不會都給。
　　對于工作內容，李燕說，當時公司人員要求她們每天直播5個小時，在抖音上和網友聊天。
　　這3人中，只有李燕在抖音上有1000多名粉絲，對直播有一定了解，她有些擔心完不成任務，“每天都要播，不能斷。我白天還有課，怕沒時間”。
　　對于李燕的擔憂，李某告訴她，可以晚上沒課的時候播。
　　“公司有團隊‘包裝’我們。”雖然沒有直播經驗，但張涵覺得有公司培養，自己一定行。
　　利用課余時間兼職，還能拿5000元保底，3人決定簽約。拿到手的電子合同共11頁，最后一頁是“合作協議項下實際投入支出確認單”。上面顯示，每人的簽約費是3.5萬元。
　　“為什么簽約費變成了3.5萬元？”李燕當即問李某。“他當時說，我的簽約費是5000元，剩下的3萬元是以后培養我或者租房直播的費用。我當時想，我的長相不算特別出眾，也沒什么才藝，怎么可能有這么高的簽約費？”李燕回憶，“聽到他當時說實際上只有5000元時，我感到還比較合理，就放下了戒心”。
　　聽到李某的解釋，王鑫也覺得合理，“自己的能力擺在這里，就值5000元”。
　　李某告訴她們，簽約費到賬后，需要以現金形式返還3萬元給他。“公司會租房子，這筆錢他出了，走的是他個人‘私賬’。”張涵說，這是李某當時給出的理由。
　　李燕沒多想，“他說要現金，我還以為是為了少繳點稅”。
　　既然要收回3萬元，為什么不能轉賬而只要現金？面對記者提出的這個問題，李某沒有正面回答。
　　在“法大大”第三方電子合同平臺，她們與起飛傳媒簽了約。簽約后，3人稱，收到起飛傳媒轉來的3.5萬元。根據王鑫、李燕提供的交易截圖，記者看到，確有3.5萬元進賬。交易備注均有“簽約費-起飛傳媒-李某”字樣。
　　錢到賬后，3人按照之前的溝通，由自己或委托同學取現給李某。她們提供的交易截圖顯示，均有取現或轉出3萬元給李某的記錄。
　　
　　張涵、王鑫、李燕3人與武漢起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簽訂的合作協議。楊雷/攝
　　門檻一道道，想拿保底不容易
　　按照約定，李燕3人用個人抖音號進了起飛傳媒“公會”（“公會”是直播平臺為便于經紀人或公司管理旗下主播的收入和運營，為其開設的管理性質賬號——記者注）。幾人提供的“公會”合作詳情頁面截圖顯示，“保底收入5000元/月”。
　　直播了一段時間，起飛傳媒運營約談了她們。
　　張涵感覺運營在“挑刺”：“我當天播夠時長了，（他們）說我播的內容不行。我把內容播好了，又說我沒找‘大哥’要打賞。我要打賞了，又說內容不達標。”
　　李燕說，運營經常拿她和成熟主播比，比如，“你看看人家直播一晚上賺幾千、幾萬，你看你一天的流水怎么這么少”。
　　李某不認為這是“挑刺”，而是公司對主播的幫助。他說，公司運營會根據直播情況與主播一起復盤，針對直播出現的問題給出建議。但張涵認為，有些建議很難實現，“他讓我搞‘擦邊’，我拒絕了”。李燕也認為，公司并沒有提什么實用建議。
　　她們的直播間每次觀看人數只有十幾人，其中還包括被拉進直播間作為“氣氛組”的同學、朋友。打賞收入更是少得可憐。記者從李燕提供的收入賬單截圖看到，她單場直播多的時候能收入100元，少的時候只有3分錢。簽約一個多月以來，她的打賞收入總計515.26元。
　　直播一個多月后，幾人索要5000元保底時，卻吃了閉門羹。
　　“我和張涵沒有完成每天5小時的直播任務，但王鑫實打實播完了，也拿不到保底。”李燕說。
　　王鑫記得，當時李某給出的理由是“直播時長不足”。她說，自己完成了每天5小時的任務，但按照李某的說法，從晚上10點播到第二天凌晨3點，不算播滿5小時，要在1天內連續播5小時才算。“但是簽約時他并沒有跟我們說清楚，第一個月我們要播完的時候，他才跟我們說這些”。
　　李某告訴記者，這種算法是抖音平臺給出的規則，“我們是按照抖音官方后臺（規則）去計算每天的時長、每個月的時長，不是說我們想怎么算就怎么算”。
　　記者撥通了抖音客服電話，客服稱，平臺沒有對時長作出過規定，具體要看“公會”要求。翻閱幾個人的合同，在“直播及短視頻任務要求”項下，提到“每月直播天數大于26天，每月不低于130小時”，沒有“每天5小時的直播任務”要求，也沒有“1天內連續播5小時”的規定。
　　協商解約遭遇高額索賠
　　由于沒有拿到保底，加之學校輔導員勸她們及早解約，于是李燕等人找到李某要求解約。
　　李某同意解約，但須每人支付3.5萬元違約金，包括5000元簽約費、租房成本、公司損失。
　　“我們已經把3萬元現金給你了，怎么還讓我們退這么多？”李燕當場問李某。李某告訴她們，如果按照違約條款，每人最低需要賠10倍簽約費，也就是35萬元，看她們是學生，只要回簽約時公司支付的3.5萬元，其他損失不計較了。
　　李某為她們租了三室一廳的房子，月租金4500元左右。提出解約時，她們剛入住1個多月。“如果是押一付三，房東最多會讓公司付兩個多月的房租，也就是每人3000多元。加上5000元簽約費，我們每個人花了公司8000多元，跟我們要3.5萬太多了。”李燕說。
　　看著合同中的違約條款，李燕3人妥協了。她們與起飛傳媒簽了和解協議，分3期向李某支付3.5萬元違約金。
　　
　　學生與公司簽訂的“和解協議”。受訪者供圖
　　為了籌錢，李燕、王鑫去年暑假沒有回家，在學校附近的餐館“端盤子掙了9000元”。
　　然而，3人“越想越委屈”，并沒有按和解協議約定的還款日期支付違約金。
　　沒拿到違約金的李某時不時發消息催促。“今天我跟你要身份證地址，先寄律師函，然后就直接安排法務起訴了。”“不想調解，那我就費點事，我大不了起訴。”在李燕與李某的微信聊天截圖中，記者看到了多條催要違約金的消息。
　　今年三、四月間，李燕3人陸續收到武漢仲裁委員會寄來的李某提交的仲裁申請書副本。起飛傳媒主張，每人須賠償7萬元違約金，外加5000元律師費和全部仲裁費。
　　7月17日，在武漢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斡旋下，3人與起飛傳媒達成和解。
　　“我們違約是事實，仲裁員說，開庭的話，我們大概率也得賠，可能賠更多。”李燕說，和解的條件是每人分14期向李某支付1.4萬元違約金。
　　
　　視覺中國供圖
　　主播解約是否需要支付高額違約金？專家解讀　　面對高額違約金，一些深陷合同糾紛的大學生主播不知所措，甚至自認倒霉。
　　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班小輝建議，在面對公司不合理甚至天價違約金索賠時，大學生應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違約金并不是公司想要多少就是多少”，法院和仲裁庭會根據公平與誠實信用原則，結合雙方的違約過錯和后果等進行綜合衡量。很多法院判例顯示，主播最后賠償的違約金遠低于公司主張的數額。
　　記者梳理發現，多名主播通過法律途徑確認了勞動關系，維護了自身合法權益。“如果確認為勞動關系，對于解約行為是否需要支付違約金，要依據勞動合同法有關規定進行判斷。”班小輝說。
　　2022年2月，主播邱某與廣東普寧某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后雙方因對請假問題協商未果，該公司將邱某踢出公司群聊，并要求賠償違約金。邱某選擇仲裁，確認勞動關系。2023年5月，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駁回了邱某請求。邱某不服，向普寧市人民法院起訴。
　　普寧市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從邱某與該公司簽訂的合作協議看，該公司對邱某的直播平臺、時長、收益分配、考勤管理制度等都進行了規定，符合勞動關系的法律特征，支持邱某的訴訟請求。
　　但也有不確認勞動關系的案例。2017年3月，胡某、王某、李某一起到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確認勞動關系。仲裁委認為，從協議內容看，雙方就開展網絡直播活動的權利和義務進行了約定，沒有訂立勞動合同的意思。雙方線下活動的收入按二八開分配，3名申請人主要在家中完成工作，無須到公司辦公場所上班，亦無須遵守公司規章制度。因此，雙方之間不符合勞動關系的特征。
　　在校大學生的身份是否影響其與用人單位形成勞動關系？記者梳理相關資料發現，法律并未禁止在校大學生作為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在校大學生具備勞動合同主體資格。若在校大學生與用人單位建立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遵循用人單位規章制度、接受用人單位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工作、有明確的崗位并接受用人單位支付的經濟報酬，則雙方之間實際上建立了勞動關系。
　　班小輝認為，由于直播行業用工模式多元，其法律關系性質需要結合個案進行判定。一些大學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主張勞動關系較為困難。但如果大學生完成了學業課程，在臨近畢業時以求職為目的，與直播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需要依據雙方具體的用工情況加以判斷。
　　班小輝說，如果主張勞動關系，主播可以依法先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主播要收集能夠證明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據，包括工資支付記錄，如銀行轉賬記錄、工資條等；工作安排的相關證據，如公司下達的工作任務通知、排班表等；工作監督和管理的證據，如公司對主播直播內容的審核意見、績效評估等。
　　“如果已經簽的合同中存在一些體現勞動關系特征的內容，如主播必須遵守公司的規章制度、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和指揮等，這對確認勞動關系是有幫助的。”班小輝說。
　　湖北尊而光（洪山）律師事務所律師趙亞琴觀察到，一些主播與公司簽訂合同注明公司會包裝主播，為其提供各種資源。但現實情況是，公司并不會完全履行承諾。“建議主播收集公司沒有提供資源支持的證據，以維護自身權益。”
　　趙亞琴向記者提供的一份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顯示，2020年11月，樓某與湖南某傳媒公司簽約，成了該公司的一名主播。后雙方產生糾紛，公司以主播拒不履行直播義務為由，將樓某告上法庭，要求支付10萬元違約金。法院審理認為，原告違約在先，沒有按照協議約定，對樓某的形象、素養、技能進行評估和培訓，構成根本違約，駁回公司全部訴訟請求。